在甲乙双方长时间高度对抗的过程中，警察要求甲停止前进并解除随身爆炸装置，但甲没有停止，也没有采取解除行为，警察警告无效后开枪。
11杨小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法律依据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再次把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综合执法列为法治政府建设重点。
促进央地综合行政执法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对于央地各自的执法事权，则分别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承担支出责任。23通过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执法监管，坚持有投诉举报必查，并对查实的举报者予以重奖，让违法失信行为消灭在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有效解决执法监管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执法效能。4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主导的工作格局，特别是一些立法中部门化倾向明显，对法律实施的行政管理路径依赖，导致法律实施过度依靠行政执法，一方面社会广泛参与度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则行政执法负担过重。10行政处罚权属于最有力的监管手段和权力类型，在行政处罚权集中之后，与行政处罚权密切关联的监督检查、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等执法权不可避免会被集中行使。2.深化电子监控执法模式应用 电子监控执法，又称为非现场执法，是执法机构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开展的一种新型执法模式。
14谢庆奎等:《中国政府体制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2.行政协助机制 行政协助是某一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履行职责需要向没有隶属关系的其他行政机关提出协助执法请求，被请求的行政机关依法予以协助的行为。[15]李成：《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进路的司法建构》，载《法学家》2018年第2期。
[10]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1期。因此，不宜对法院移送的实际效果期望过高。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不同的是，移送合宪性审查线索除了具备法律专业的色彩，更具有政治性。第二，一些与上位法抵触的地方性法规的司法适用空间有限。
在个别极端的申诉案件中，申诉人要求法院对某文件进行违宪审查，甚至向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移卷，法院都以主张缺乏依据或者不在法院审理范围内予以拒绝[6]。第二，移送规章以上的规范性文件耗费时间与精力较大，在工作繁重、缺乏相关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法院并没有特别的动力将相关线索逐级移送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人民法院在有关裁判文书生效后，要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结果，做好有关案件的执行和善后工作。这也就意味着，法院很难在诉讼活动中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并发现其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法院援用宪法的行为与合宪性审查无关。与上位法抵触的下位法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督促制定机关修改后，有关案件的当事人是否能够要求法院重新作出裁判？我国的法律中并没有相关规定。
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法院只要能够坚持依法审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足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审判质量。第一，对于规章以上的规范性文件，法院是否移送人大常委会处理，对法院日常的审判工作质量没有实质影响。[5]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申6111号。另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定某些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后，通过简单的法律检索而无须借助司法实践，就能够发现存在类似问题的规范，进而有助于地方人大常委会展开法规清理工作。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延长审理期限，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作出明确的审查结论，或相关法律规范完成修改后，再进行裁判，或直接适用上位法。因此，不宜过分强调法院援用宪法对于我国宪法实施的作用。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在研究处理但尚未作出处理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要谨慎适用，对于民事审判可以尽量通过调解方式结案。[9]参见潘洪斌诉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拱墅大队强制及行政赔偿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申384号。
在极个别情况下，针对存在争议的法律规范，法院可以通过直接适用上位法等方式回避争议，确保审判结果的合法性。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材料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的备案审查案例是由法院移送的。我国目前并不存在对法院移送备案审查线索的激励机制，法官是否愿意正视司法实践中的规范冲突问题，并愿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或合法性审查的途径解决，恐怕并不能简单地得出答案。[14]参见‘北雁云依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行初字第4号。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规定：法院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需要追问的是，法院是否愿意通过有关渠道移送有关问题？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地方法院对此缺乏足够的动力。
在某些个案的执行环节，有的法院也基于宪法精神，依法裁定撤销了有关执行行为，较为妥当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7]。法院如何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处理结果，还需要从制度和程序层面进行更为详细的建构和完善，使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维护法制统一的效果充分地通过司法实践体现出来。
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一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典型案例，以推进相关法律的落实和制度的运转[16]。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甘肃、内蒙古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存在上述问题，这些问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专项审查中发现的[12]。
我们应当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和各级法院审判工作实践出发，慎重定位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作者简介：邢斌文，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
相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式作出处理前，地方法院在审判中并没有否定特定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合宪性与合法性。从目的上看，法院援用宪法说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只是为了处理非常普通和简单的案件，援用宪法也仅仅是在说理部分简单提及宪法文本，援用宪法的必要性很小[4]。[16]参见《最高法发布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8年11月1日，第01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近年来披露的有错必究的个例，我们会发现，一些与上位法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司法适用的空间很小，当事人甚至没有机会在诉讼中质疑有关规定的合宪性与合法性。
如果最高法院认为司法解释不存在问题，实践中地方法院大概不会坚持请求最高法院将问题移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法院援用宪法说理并不涉及对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判断。
比如，经笔者检索，发现在《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中存在公安交管部门可以查询交通事故当事人通讯记录的规定，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当及时修改上述地方性法规。第一，法院在适用法律规范时，要充分考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备案审查工作中作出的处理意见。
二、司法实践并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取合宪性审查线索的主要渠道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的确可能发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例如在2003年的洛阳种子案中，李慧娟法官在审判中发现《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相抵触（《种子管理条例》于2004年被新的地方性法规取代）。如在何锦龙与启东市保安服务公司劳动合同纠纷申诉一案[5]中，申诉人主张地方性法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法院就认为这一主张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
从法理和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意见无法否定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有关法律规范被修改或者废止也不构成法定的再审理由。学术界对于我国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不宜期望过高。我们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近年的备案审查工作中处理的问题规范是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极少数涉及法律与行政法规（例如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可见，法院是否移送相关线索，并不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工作和备案审查工作的开展。
目前备案审查工作的成本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法院系统内部对于自下而上逐级移送的线索持何种态度也有待研究。[11]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1期。
[6]例如：王树本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他一审行政判决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7584号。个别案件中，地方法院还可以通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函询问的方式，发现地方性法规与法律相抵触[7]。
[17]参见傅某方与李某平、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湘0381执异23号。从数量上看，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案件数量在司法实践中比例极低[3]。
